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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名党 揭46年上海“群体事件”:国民党向群众开枪

来源:历史吧2013-04-28 08:56:43人气: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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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导读】 1946年12月1日,延安《解放日报》用很大的篇幅刊登了这样一则报道:“国民党当局,惨无人道,不顾民众死活,致使国统区人民饥寒交迫。自今年7月起,又对上海之摊贩实行打压,禁止经营。上海摊贩及各界民众奋起反抗,至11月30日止,当局出动大批警察武力

  1946年12月1日,延安《解放日报》用很大的篇幅刊登了这样一则报道:“国民党当局,惨无人道,不顾民众死活,致使国统区人民饥寒交迫。自今年7月起,又对上海之摊贩实行打压,禁止经营。上海摊贩及各界民众奋起反抗,至11月30日止,当局出动大批警察武力镇压,迫害抗命之群众,当日有小贩七名中弹毙命,受伤者甚众”。12月2日,该报继续援引路透社的消息:“全日军警向群众开枪至少在一百排以上。在军警屠刀下死伤的人数尚无法统计,至低限度死十人,伤百余人”。

  《解放日报》报道的这一事件,就是惊震中外、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摊贩抗争运动。当时的《解放日报》、美联社、路透社、《申报》、《新闻报》、《文汇报》、《大公报》、《正言报》、《联合晚报》等媒体单位对此事都作了详尽的采访报导。国民党当局这一可耻行径,因媒体的关注而迅速传遍海内外,引来了一片声讨之声。

  抗日战争胜利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不顾人民的死活,发动内战。为了筹集“剿共”资金,国民党政府肆意横征暴敛、搜刮民财,加之战后大批美国剩余物资廉价进入,使得国统区工厂纷纷倒闭,商店破产、农业凋敝,失去生活来源的百姓流落街头,苦不堪言。到1946年上半年,仅上海一地的失业人数就高达30万之多。

      物价飞涨使广大市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温饱难以维持,经济毕现拮据,对于原有的大商场、大超市、大公司的正统货已无力消费,为了生活,上海市民不得不到处寻觅便宜货、旧货。另一方面,大批生活无着的市民和进城逃荒的农民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为自己寻找生路,他们见旧货市场稍显景气,便从各自的渠道收购、收集旧货,加入到摆摊设点的大军中。当时因为是战争刚刚结束,摊贩们弄到的往往是一些走私的美货、贪官污吏变卖的日伪物资以及破产工厂、商店倾销的积压货物和抗战结束后部分家庭迁徙的旧货。这些东西小到针头线脑、零食,大到家具、电器,品种繁多,花样齐全,价格低廉。这样一来买卖双方相互受益,迅速刺激了这一行业的发展。加上摆摊设点大军固有的经营流动性大、销售方式灵活多变等特点,迅速吸引了绝大多数消费者。摊贩行业的空前繁荣,成了上海市民生活不可缺少的重要行业。

  这种经营模式和价格的冲击,又反过来影响一些正规商店的经营,加速了那些企业的倒闭。在摊贩行当的推波助澜下,整个上海的正规商店陷入了空前的经济危机中。大商店的销售额之下下滑,捐税更无力交纳,国民政府收不到税款;而摊贩经营因为流动性大,各种各样的捐税同样征收不上来。于是国民党政府便以“有碍市容”和“整顿交通”为由,对摊贩的经营加以迫害。1946年7月中旬,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市政会议决定取缔黄浦、老闸两区摊贩,限期三个月,“劝令摊贩迁地营业或另谋生计”。同年8月,市长吴国桢在警察训练所第四期毕业典礼上,向学警训话:“自九月一日起对于本市摊贩除小吃摊和香烟摊外,一律加以取缔,违者加以没收”。警察当局在取缔过程中,又对摊贩乘机敲诈勒索,处以罚款或没收货物,甚至拘留监禁。黄浦、老闸两区街头时常显现暴力执法。由于警察严加取缔,残酷迫害,一些摊贩被迫停止营业,家庭生活陷入绝境。

  从事摊贩经营的摊贩主来自不同的地方和行业,各个区域的摊贩虽然有摊贩同仁会,如邑庙豫园摊贩联谊会、戏院饮食物品摊贩同仁会等组织,但他们均以个人为单位,侧重于日常互助,集体与集体之间缺乏联系,难以形成整体抗争势力,被敲诈勒索或拘留监禁之后,往往只能唉声叹气或在街头哭闹一番。看到这种情况,摊贩中的中共地下党员王振煊迅速向所在支部作了汇报,王振煊的汇报引起了上海国民党警察系统内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机构——中共上海警察工作委员会(简称警委)的重视。

  王振煊,中共上海警察工作委员会黄浦分局地下党员,先在汪伪巡捕房当巡捕,后被汪伪警察局开除,经组织同意改营摊贩。王振煊经营摊贩后,组织关系仍在中共黄浦区警察分局地下支部。听到汇报后的“警委”了解这一情况后认为:摊贩人员众多,情况比较复杂,但其基本成员都是处于底层的普通群众,他们对当局的倒行逆施怀有强烈的不满情绪,如果能给以引导,便可给当局不小的冲击。现在国民党当局把摊贩驱赶到几条小路经营,在客观上使摊贩由原来的分散变得集中,这更有利于把他们组织起来。8月下旬,在“警委”姜敏和陈云升同志的直接领导下,黄浦区8条马路的摊贩推选出了王振煊、余庆堂、史品芳、刘和尚等16人组成黄浦区摊贩委员会,为保卫生存权利,开始了合法斗争。

  黄浦区摊贩委员会16名代表首先联名向国民党上海市政府提了三点要求:(1)收回不许设摊的成命;(2)不无故拘捕摊贩,立即释放已捕摊贩;(3)发还没收货物,准许营业。联名信分别交给了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和警察当局,但当局不予理睬,反而变本加厉的拘捕摊贩。为了给当局施加压力,并争取广大市民的同情,9月20日,黄浦区摊贩委员会组织300余名摊贩于凌晨在浙江南路首次集合,王振煊代表摊贩委员会宣读了请愿书,随即大家推选王振煊、余庆堂、史品芳3人为请愿总代表。9点左右,请愿队伍手执彩色标语,向国民党市政府出发,沿途高喊:我们要吃饭!我们要工作!等口号。队伍抵达市政府门口,一名市政府秘书出来接待,说市长不在,希望请愿队伍派代表进行谈判。于是,三位总代表分别化名刘纯、方小三、余阿土,带着请愿书到市政府三楼会客室,坚持要见上海市长吴国桢。那位秘书一再表示一定把代表们的意见转呈市长,保证予以答复。

  摊贩请愿委员会等了好几天仍不见任何答复,正着手筹备第二次请愿时,忽然接到当局的通知,指名刘纯、方小三、余阿土当天下午去市政府谈话。谈话过程中,代表们提出如果执意要取缔摊贩,就请予安排生活出路等要求。但是,吴国桢不顾代表们正义严词的陈诉,竟答复:“政府方针已定,如若违反,严惩不贷”。谈判因此破裂。

  吴国桢的强硬态度,使“警委”立即意识到敌人有可能采取高压政策。为此,必须改变斗争策略,以灵活多样的斗争方式与敌人周旋。摊贩委员会决定,派人轮流在黄浦区警察分局对面及摊贩营业的马路两端值勤,并安排交通警察中的地下党员史广发配合传递情报。假如史广发在值勤处摘下白袖,即暗示警察将前往取缔,这个信号由值勤摊贩迅速通知所有摊贩立刻隐藏。警察一走,摊贩就像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被摊贩们称为“打游击”的这种方式,使黄浦、老闸两个分局专门组织的“摊贩取缔组”常常扑空。时至10月,眼看三个月限期将到,原定取缔摊贩的目的未能达到。市政府又强调“政令之推行,必须彻底”,下令“自十一月一日起,黄浦、老闸两区所有摊贩除立体不妨碍交通的书报摊贩外,其余一律取缔”。市警察局宣铁吾命令分局长派长警专责执行,“如再发现违反规定之摊贩,以渎职论处”。

  “打游击”的日子久了,难免露出破绽。黄浦分局局长杜醇看出了信号的名堂,于是密令手下便衣突然袭击。1946年11月20日,黄浦分局调用两辆大卡车,悄悄开进汉口路、郑家木桥附近,两头夹击。便衣警察见摊贩就抓,见货物就抢,一时间把摊贩连人带货几乎全部装进卡车。接着,老闸分局也如法炮制。连续几天,被拘捕的摊贩已达数百人之多。据《申报》载:“黄浦、老闸两分局,连日拘捕摊贩七百余人,黄浦分局拘押者约三百余人”。当时正值冬季,天气寒冷,被拘捕所拘捕的摊贩主饥寒交迫,可警察局却不准家属探望和送衣服,许多人被冻病、打伤,很多人被折磨得奄奄一息。

  当局的残酷迫害和无道行径激起了广大摊贩及其家属的强烈愤慨。黄浦区摊贩委员会趁势发动被拘摊贩家属于翌晨向黄浦警察分局要求给被拘摊贩送衣送饭,要求释放被拘摊贩。1946年11月30日拂晓,3000多名摊贩及家属包围了黄浦区警察分局,嚷着要进监狱送衣送饭,要求立即放人,门警不允。争执、拉扯、吵嚷声不断传入监房。被拘摊贩闻听后纷纷叫喊起来“冻死人啦!饿死人啦!”。监狱外的广大摊贩及其家属立即将大饼、油条往监内投去,一时间群情激奋,人声鼎沸,交通堵塞。人群中有人喊“冲!”,人流便朝监狱大门涌去,门警见状,忙将大门关闭。

  当局见这种情况,立即派出大批警察前来镇压,两辆红色警车拉着刺耳的警报呼啸而来,后面跟着出夜差下班后待命的外勤警察,他们挥舞警棍、皮带以及被扣摊贩的竹棒等,对摊贩家属大打出手。众多摊贩及家属在武力和警车的冲击下四下散开,只要警车一停下,就又从四面八方围上来。警察局无奈,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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