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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 探秘大秦帝国突然灭亡的真正原因

来源:历史吧2017-03-15 11:34:31人气: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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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导读】 秦以排山倒海之势一统天下,以变法图强之志大规模重建华夏文明;使当时的中国,一举整合了春秋战国500余年剧烈大争所酝酿出的全部文明成果,以最大的规模,以最快的速度,巍巍然创建了人类在铁器时代最为伟大的国家形式,最为进步的社会文明。依照历史的法则

秦以排山倒海之势一统天下,以变法图强之志大规模重建华夏文明;使当时的中国,一举整合了春秋战国500余年剧烈大争所酝酿出的全部文明成果,以最大的规模,以最快的速度,巍巍然创建了人类在铁器时代最为伟大的国家形式,最为进步的社会文明。依照历史的法则,具有伟大创造力的权力主体,其权力生命至少应当延续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然则,秦帝国却只有效存在了12年(其后三年为崩溃期)。随着始皇帝的骤然撒手而去,建成这一伟大文明体系的权力主体,也轰然溃灭了。

秦帝国突然灭亡的原因,始终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巨大谜团。

揭示这个谜团,对于全面认知中国原生文明具有基础性的意义。

两千余年来对秦亡原因的探究,一直与对秦政的总体评判紧密联系在一起,与"暴秦"说互为论证,形成了一个主流定式:暴政亡秦。但是,大量的历史事实已经呈现出一个基本结论:秦政是一个伟大的文明体系,秦政并无暴虐特质。以中国历史作纵向对比,从项羽复辟集团毁灭帝国文明的暴政暴行开始,秦之后的大暴政导致的大劫难屡屡发生。与其相比,秦政文明水准远远高于其上。这一文明水准,主要指两个基本特征:

一则是大规模的文明创新性,二则是大规模的建设性。这两个基本点,其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代都无可比拟。

是故,秦政绝不是中国历史上的暴政时期。

以人类文明史作横向对比,秦政则是同时代人类文明的最高水准。大体同时代的西方罗马帝国的残酷暴烈,与秦帝国的法治文明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举凡人类在自然经济时代的野蛮标志,都是西方罗马帝国及中世纪的专属物:斗兽场、奴隶角斗士、初夜权、奴隶买卖制、领主私刑制、贞操带、以掠夺为实质的宗教战争等等等等,其触目惊心,其阴暗恐怖,尽出西方落后文明也。这是历史的事实,不能因为西方社会今日的相对文明发达而否定其历史的野蛮性。客观地说,相比于西方罗马帝国,秦帝国的文明水准至少超过其半个时代,或者说高出其半个社会形态。

唯其如此,指控秦帝国"暴政",并极其武断地以此作为秦亡基本原因,既缺乏基本的历史事实依据,又与高端文明时代的审视理念显然不合,是有失公正的。

要探究秦亡奥秘,首先得明确两则根基。

其一,将作为文明体系的帝国创造物--秦政体系,与作为权力主体的秦帝国区别开来,建立一种明确的认知:权力主体之与其文明创造物,是两个具有不同运行逻辑的各自独立的主体。两者之间有联系,但并无必然的兴亡因果关系。秦帝国的速亡结局,并不必然证明其文明体系(秦政)的暴虐。秦二世赵高政权的暴虐杀戮,只是帝国权力主体在历史延续中的变形,而不是作为帝国创造物的秦政的必然延伸。

其二,探究秦帝国灭亡奥秘,必须从高端文明时代应当具有的历史高度,透视解析那个特定时代的广阔的社会历史联结,寻觅导致其速亡的直接原因,以及更为深广的社会因素。任何简单化的方式,都只能重新陷入历史的烟雾之中。

综合当代所能见到的全部基本资料,我们可以认定:秦帝国突然灭亡,有两个最为重大的原因:其一,是突发政变所导致的中央政权突然变形;其二,是战国传统所形成的巨大社会惯性,导致整个社会迅速地全面动荡。突发政变是直接原因,战国惯性则是基础原因。这两个原因所涉及的历史事实,大体都是清楚的。尤其是突发政变,更是人人皆知的历史事实。战国传统所形成的社会惯性,却历来为史家与社会所忽视,然也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是故,我们的探究重点不在新史料,而在新认知--高端文明时代所应当具有的历史透析能力。

其一,突发恶性政变,导致中央政权结构全面内毁。

秦帝国在权力交接的转折时期,突然遭遇恶性政变,历史异数也。

异数者,匪夷所思之偶然性与突发性也。对于秦始皇之后的权力交接,历代史家与社会意识都有这样一个基本评判:若由长公子扶苏继位,秦帝国的历史命运必然大不相同。其时,扶苏的品性与才具已经得到了天下公认,"刚毅武勇,信人奋士",已经具有了很高的社会声望,连底层平民陈胜吴广等尚且知之,朝廷郡县的大臣吏员更不用说了。

当时的始皇帝与天下臣民,事实上已经将扶苏作为储君对待了。当此之时,历史却突兀地呈现出一幅最荒诞的画面:始皇帝突然死于大巡狩途中,最不成器的少皇子胡亥,突兀成了秦帝国的二世皇帝! 这一突兀变化的成因,及其演进环节所包含的具体因素,始终无法以常理推断。几乎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是突发的,几乎任何一个因素都是突然变形的,都不具有可以预料的逻辑性。突发性与偶然因素太多太多,教人常常不自觉地产生一种历史幻觉:莫非这当真是古人所谓的天意?

透析这场政变对秦帝国的直接的全面的内毁,认识其突发性与偶然性这一特质,是极其重要的。唯其突发,唯其偶然,唯其不可思议,才有了秦帝国中央政权的坚实结构迅速瓦解崩溃,才有了帝国臣民依然本着奉公守法的传统精神,在连番惊愕中不自觉接受了权力轴心极其荒诞的恶性作为。

恶性政变突发,农民暴动又突发,秦帝国所有足以纠正中央恶变的政治力量,都因为没有起码的酝酿时间,而最终一一宣告失败。从根本上说,政变的突发性与农民举事的突发性聚合,决定了其后帝国命运的残酷性。这场突发政变所汇聚的历史偶然性因素,大体有如下方面:

始皇帝年近五十而不明白确立扶苏为太子,偶然性一也。

始皇帝明知身患疾病而坚执进行最后一次大巡狩,偶然性二也。

始皇帝大巡狩之前怒遣扶苏北上九原监军,偶然性三也。

始皇帝最后一次大巡狩,于诸皇子中独带胡亥,偶然性四也。

始皇帝中途患病而遣蒙毅回咸阳,偶然性五也。

始皇帝在蒙毅离开后以赵高兼领符玺令,偶然性六也。

始皇帝于沙丘行营病情突然加重,偶然性七也。

突发病情致始皇帝未能在死前写完遗诏,偶然性八也。

突发病情未能使始皇帝召见李斯会商善后,偶然性九也。

长期忠诚无二的赵高突发人性变形之恶欲,偶然性十也。

栋梁重臣李斯之突变,最为不可思议,偶然性十一也。

扶苏对假遗诏之缺乏辨识或不愿辨识,选择自杀,偶然性十二也。

蒙恬、蒙毅相继入狱,蒙恬被逼接受自杀,蒙毅被杀,偶然性十三也。

王翦、王贲父子于始皇帝生前病逝,偶然性十四也。

李斯一错再错,大失前半生节操才具,终致惨死,偶然性十五也。

胡亥素质过低而近于白痴,偶然性十六也。

秦帝国功臣阶层因李斯突变而分化不能凝聚,偶然性十七也。

赵高之恶欲野心膨胀变形,大出常理,偶然性十八也。

陈胜吴广之"闾左徭役"突发暴动,偶然性十九也。

关中老秦人人口锐减,对恶性政变失去强大威慑力,偶然性二十也。

......

最为关键的两个人物--赵高与李斯的突变,可谓这种偶然性的典型。以赵高前期表现与功绩,始皇帝对其委以重任且信任有加,是完全正常的,几乎是必然的。唯其如此,赵高的人性之恶变突然发作,并无必然性,确实是一种人性突变的偶然性。若说赵高从少年时代起便是一直潜藏在始皇帝身边的奸佞或野心家,是十分滑稽的。

李斯更是如此,以其前期的巨大功绩与杰出才具,及其自觉的法家理念与几次重大关头表现出的坚定政治抉择,实在不可能在其与蒙恬的地位高低上计较。然则,李斯恰恰接受了赵高说辞,恰恰计较了,这是必然性么?仅仅以李斯青年时期的"厕鼠官仓鼠"之说,便认定李斯从来是一个私欲小人,同样是滑稽的。李斯与赵高,都是英雄与魔鬼的无过渡对接的异常人物,其突然变异,无疑隐藏着人性潜质的巨大秘密。

但是,从社会原则与政治原则出发,任何时代的人事任用都只能遵循实践法则,以人物的既往历史去判定,而不可能以极少数的突然变例去判定。从本质上说,赵高与李斯的政治地位,是其努力奋争的结果,是历史的必然。从人事任用权力说,始皇帝重用赵高李斯是合乎逻辑的,同样是必然的。唯其如此,赵高李斯的突然的巨大的变异,实在是一种不可预知的偶然性。

种种偶然性导致的这场政变,是历史上摧毁力最强的恶性政变。

作为一种权力更迭的非常态方式,政变从来存在于从古至今的政治生活之中。就其结局与对历史的影响而言,政变有三种:一种是相对正义方发动的良性政变,譬如后世最著名的李世民玄武门之变;一种是仅仅着力于夺权而不涉及国策,无可无不可的中性政变,譬如赵武灵王末期的政变,以及后世的明成祖朱棣政变;第三种便是破坏力最强的恶性政变,其典型便是始皇帝身后的赵高李斯政变。

这场政变之所以成为恶性政变,是由其主要发动者的特质决定的。这一政变的轴心人物是赵高、胡亥、李斯三人。三人的具体谋求目标不同,但目标的根基点相同:都是为了谋求最大的个人利益,或为私欲所诱惑。其最为关键的李斯与赵高,都是帝国的赫赫功臣,赵高掌内廷大权,李斯掌国政大权,既有足够大的权力影响,又有足够大的社会声望,同时更有改变始皇帝既定意志的权力手段。

然则,政变之所以成为恶性政变,并不在于政变开始与过程中的权谋与恶欲,而在于政变成功之后的再度恶变。若胡亥即位后,赵高与李斯同心为政,妥善推行李斯已经在始皇帝在世时开始了的适度宽政,减少徭役征发,而避免了农民的突发暴动,这场政变完全可能成为无可无不可的中性政变。

然则,事情没有按照正常的逻辑发展,而是再度恶变,大大偏离了李斯卷入政变的初始预期。这里,决定性的诱发因素又变成了胡亥。胡亥即位后,低能愚顽的享乐意识大发作,进一步诱发了赵高全面操纵国政的野心,并最终导致了赵高再次发动政变杀了胡亥。在这再度恶变的过程中,李斯几欲挣扎,几欲将国政扳回常态,然由于已经与帝国权力层的根基力量疏远,李斯的努力显得苍白无力,终于陷入了赵高的阴谋而惨死。

因再度恶变,这一政变终于走上了恶性道路。

恶果之一,秦帝国坚实的权力结构迅速崩溃。在赵高"诛大臣而远骨肉"的残酷方略下,嬴氏皇族被大肆杀戮,帝国功臣被一一剔除,中央政权发生了急剧的恶变。

恶果之二,反其道而行之的种种社会恶政--大工程不收反上,大征发不减反增,赋税征收不轻反重,迅速激发了激烈的民众反抗,由此而诱发复辟势力全面复活,使社会动荡空前激烈且矛盾交织难解,大灾难终于来临。

恶果之三,秦帝国群策群力的施政决策方式荡然无存,骤然转变为胡亥赵高的荒唐臆断。中央决策机构全面瘫痪,以致胡亥对农民暴动的社会大动乱程度的荒唐认定,根本无法得到应有的纠正。在始皇帝时期,这是无法想象的。

............

综上所述,秦帝国灭亡的直接原因是显而易见的。

其二,战国大争传统形成的巨大惯性,导致了空前剧烈的全面动荡。

秦末动乱之快速剧烈,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

从始皇帝病死沙丘的公元前210年7月22日,至公元前209年7月大乱之时,堪堪一年,天下由盛大治世陡然化作剧烈乱世,转折之快如飓风过岗万木随向,实在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大象飞转。及至大泽乡九百徭役揭竿而起,竟能达到"旬日之间,天下响应"的激速爆发之势,为后世任何大动荡所望尘莫及。在社会节奏缓慢的自然经济时代,煌煌强势一年急转直下,实在是不可思议的。在中国乃至整个人类历史上,事实上也只有这一次。

历代史家解释这一现象,无不归结为秦"暴政"蓄积已久,其发必速。所谓"天下苦秦久矣",正是此等评判之依据。实则不然,这种轰然爆发而立即弥漫为整个社会大动乱的现象,固然与秦二世恶政有直接关联,也与始皇帝时期的帝国施政有关联,但不是必然性关联,尤其不是长期"暴政"激发一朝大乱的必然性因果关联。基本的原因是,秦帝国并非暴政,更不是长期暴政。秦末大动乱其所以骤然爆发且立即全面化,其所以成为人类历史之唯一,根本的原因,取决于那个时代独有的特质。不理解或有意忽视这一特质,则无法深刻解析这一历史现象。

秦末社会的独有特质,在于战国大争传统依然是主导性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决定着时人对种种事件的认知标准,也决定着随之而来的反应方式与激烈程度。为此,要深彻体察两千余年之前的那场剧烈大爆发,首先得理解那个时代的价值理念,理解那个时代的行为方式。

否则,不足以解释其普遍而剧烈的反应,不足以解释其大规模地酷烈演进。作为解析人群活的历史奥秘的探索者,最不能忽视的,便是发掘那个时代已经被史书风干了的鲜活要素。否则,曲解是必然的。 首先要关注的大背景,是秦帝国建立后不同群体的社会心态。

秦帝国恶性政变发生之时,一统天下尚只有短短的12年。无论以哪个时代的变化标尺衡量,12年,都是个太短太短的时段。其时,七大战国生死拼杀的那一代人,全部正在盛年之期。家国兴亡所导致的巨大精神鸿沟,尚深深植根于种种社会群体之间,尚有很远的距离才可能弥合。

就权力层面说,战胜者成了一统天下的君王与功臣,战败者则成了失国失地的臣民或罪犯。此间鸿沟,既不可能没有,也不可能不深。就民众层面说,战胜国臣民的主宰感、荣誉感与尊严感,以及获取巨大的战胜利益的愉悦感,都倍加强烈。灭亡国家的民众浓烈的沦丧感、失落感与自卑感,以及在社会利益分割中的不公平感,却鲜明地放大了。

此间鸿沟,既不可能没有,也不可能不深。就关注焦点而言,作为战胜者的帝国政权与本体臣民,立即将全部心力投入到了大规模的文明创制之中,力图以宏大的建设功业达到人心聚化,从而达到真正的天下大治。作为战败亡国的山东六国臣民,其需求要复杂得多:民众孜孜以求的是,力图从统一新政中获得实际利益的弥补,获得精神沦丧的填充。六国贵族则殷殷渴求于复辟,殷殷渴求夺回已经失去的权力、土地与人民。此间鸿沟,不可能没有,更不可能不深也。

凡此种种鸿沟,意味着这时的社会心理尚处于巨大的分裂状态。

帝国政权的统一,距离人心的真正聚合,尚有很大的距离。

虽然,从总体上说,天下民众确定无疑地欢迎统一,并欣然接受了统一。始皇帝大巡狩刻石中的"皇帝并一海内,天下和平"并非虚妄之辞。然则,历史与社会的复杂性便在这里:对于一个魄力宏大且又洞彻天下的政权而言,上述种种社会鸿沟都可能在妥善的化解中渐渐趋于平复;而对于一个不知深浅的恶变政权,上述种种社会鸿沟,则可能立即从潜藏状态骤然转化为公开状态,精神鸿沟骤然转化为实际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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